军备竞赛还是创新竞赛？人工智能的地缘政治 | 国政学人
军备竞赛还是创新竞赛？人工智能的地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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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tefka Schmid，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和平与安全科学技术系 (PEASEC) 的研究员和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批判安全研究中的创新政策、和平与冲突研究中的科学技术。
来源：Stefka Schmid et al, “Arms Race or Innovation Race? Geopolitical AI Development,” geopolitics, Published online.
导读
该文就当前中国、美国和欧盟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开展竞争的现象进行研究，讨论其性质和特征。当前，“人工智能”的全球竞争以及围绕其展开的“军备竞赛”和“监管竞赛”成为当前国际关系讨论和研究的重点。此类话语认为，世界主要大国正在开展一场争夺技术霸权的竞赛，而“赢家”将获得巨大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基于此，作者试图对世界秩序不断调整下，各主要大国围绕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过程进行更准确的描述。作者认为，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的说法并不符合当前的全球动态，所谓“军备竞赛”说存在误导性。首先，人工智能发展不完全是零和博弈；其次，人工智能发展具有国家主导创新和跨国合作相结合的特征；再次，各国发展人工智能，不仅出于安全原因，还出于经济和国家地位的考量；最后，大多数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并不在“军备”范畴内。因此，作者结合“军备竞赛”和“创新竞赛”的相关研究，提出了“地缘政治创新竞赛”的概念，指出当前各国围绕“人工智能”的竞争，是一种交织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围绕技术创新的地缘政治竞争。
分析框架：地缘政治创新竞赛
该文首先梳理了当前关于“人工智能”竞争的相关文献，指出“人工智能”竞争既不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以冲突为导向的“军备竞赛”和经济学领域下更具竞合特征的“创新竞赛”。结合“军备竞赛”和“创新竞赛”的既有成果以及批判地缘政治和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作者基于结构、主体和技术三个维度，构建了涉及四个因素（收益结构、行为体网络、诱因和技术的社会建构）的“地缘政治创新竞赛”概念。
1.收益结构
在创新竞赛的相关研究中，企业受到技术突破带来的预期回报所激励，因而努力创新。为此，企业有可能与外部研究人员和其他企业合作，以最大限度提高其实现创新的机会，此类正和合作也会受到各国经济政策和研究资金的支持。相较而言，在军备竞争中，为了获得相对优势，主体间的竞争和投资会不断增加，但是不会达成任何形式的合作。作者认为，在地缘政治创新竞赛下，技术创新具有正和合作的潜力，但是仅仅存在于主要高科技集群内部或其他外部行为体，不同高科技集群之间则是“军备竞赛式”的负和或零和博弈。
2.行为体网络
在创新竞赛的相关研究中，相关行为体的关系较为松散和复杂，包决策者、公司、研究人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大量互动，且相互间的壁垒和边界较为模糊。军备竞赛中，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则更为紧密，比如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主要企业受到更多的国家的监管和控制，并且具有明确的“国家”边界。作者认为，在地缘政治创新竞赛下，技术创新是在广泛的跨国合作网络中实施，但是这些合作网络在涉及敏感领域时会受到国家机器的限制。因此，技术创新形成了全球范围内数个边界和空间分明的高科技集群，既有其跨国合作的多中心特征，又有国家边界的封闭特征。
3.诱因
在创新竞赛的相关研究中，国家支持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动机在于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国家安全和国家声誉。军备竞赛中，开展技术创新的动机则主要是出于提高其军事能力以维护其国家安全。作者认为，在地缘政治创新竞赛下，安全不是各国支持技术创新的唯一动机，而是与捍卫其全球地位和提高经济竞争力相互交织的。
4.技术的社会建构
在创新竞赛中，军事化应用只是促进社会生态、经济和技术进步的一部分，而非该技术应用的主要层面。而在军备竞赛中，军事化应用则是对该技术的主要社会想象。作者认为，在地缘政治创新竞赛下，对某项技术的社会建构不仅仅是其军事化应用，还包括服务于国家的国际地位以及政治目的。
表1 地缘政治创新竞赛的概念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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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中国、美国和欧盟
为了验证“人工智能”技术竞争是一种“地缘政治创新竞争”的体现，作者选取了中国、美国和欧盟的相关文件，对其涉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四个因素进行检验。
在收益结构上，欧盟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中国重视降低相关技术动态带来的“重大风险”，美国则关注于与“竞争对手”开展技术竞争时的相对收益。
在行为体网络上，美国认为人工智能研发建立于相互协作的科技生态系统中，强调研究资金的投入以及工业发展战略的重要性。中国注重国家内部合作，强调培育人工智能领军企业，建设人工智能产业集群。欧盟则重视对人工智能产业进行监管，促进欧盟的科技中心建设。此外，中美的相关文件都明确提出要建立“有地理边界”的高科技研发集群。
在诱因层面，美国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意义，中国则考量其对中国影响力的“溢出效应”，即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影响力。
在技术的社会建构上，美国政府强调人工智能“在增强国家安全和发展经济方面具有造福美国人民的巨大潜力”。中国则关注人工智能将引发社会和经济各个领域的结构性变化，并“将深刻改变世界”。欧盟则强调人工智能对社会变革的基本潜力。
结论
基于对案例的分析，作者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是一场地缘政治创新竞赛。在收益结构层面，尽管负和与零和博弈普遍存在，但是依然有鼓励合作的相关论述。在行为体网络层面，中美欧三个科技中心都承认国家、企业和研究机构之间的跨部门合作的重要性。在诱因层面，各国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是为其安全利益，事实上经济因素被体积的频率高于国家地位和安全利益。中美欧都认为科技领导力是其国际地位的重要来源，而中国对其的认知较为明显，美国则更重视由此带来的政治和军事主导地位。在技术的社会建构层面，中美欧都将人工智能技术视为多重技术领域（包括社会发展、经济福利和武器系统等）的一部分，而美国更关注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武器化应用”，中国和欧盟则强调其社会和经济效益。
总之，中美欧三个科技中心都寻求在地缘政治创新竞赛中提高自己的地位，人工智能发展是一场地缘政治创新竞赛，既有创新竞争的元素，也包含军备竞赛的元素。人工智能技术将被主要大国视为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中大国政治的重要战略资产，尖端技术日益成为大国地位的标志，这将导致相关技术的跨国合作愈发困难。
词汇积累
arms race
军备竞赛
innovation race
创新竞赛
pay-off structure
收益结构
Actor networks
行为体网络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
Technopole
科技城/高科技集群
译者：秦子宁，国政学人编译员，武汉大学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为基础设施的地缘政治化、中美竞争和国际秩序。
校对 | 丁伟航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李琬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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